原标题：华联律所·法律研究 专业的辩护 可以争取到无罪或较轻处罚 王鹏律师

　　在长期的司法实践中，王鹏律师经常会碰到当事人突然被公安或检察机关带走，家属在对实际情况不甚了解、在恐慌与茫然中，落入诸如找关系捞人、风险代理、办理取保候审等“陷阱”之中，白白错过了宝贵的时间窗口期。

　　就此，华联律所的王鹏律师编写了这份8万多字的《刑事案件家属自查手册》，现将全文分期刊载，为不熟悉刑事诉讼的当事人家属在至亲之人身陷囹圄时，克服恐慌情绪，找到关键对策，理性选择律师。

　　很多人确实不知道刑事专业律师为什么可以为嫌疑人争取到无罪或者较轻处罚的。因为在他们看来，是否立案是公安说了算，是否决定不起诉是检察长说了算，判重判轻是审判长说了算，律师又没有决定权，凭什么能为嫌疑人或者被告人争取到无罪或者从轻处罚。

　　确实，公检法是在行使公权力，在很多事项上具有决定权，而律师相对于公权力是弱势一方。但公权力不是没有边界的，即使法官的裁判也只是在较小范围内具有自由裁量权而已，不可能想怎么判就怎么判。不论是公检法还是律师，都是在刑法、刑事诉讼法及相关司法解释的框架之下处理案件的。刑法及刑诉法赋予公权力惩罚犯罪的权利，也限制着公权力的肆意扩张。以下我从两角度进行说明，其一从罪刑法定角度来说明刑法对公权力的限制。其二从证据规则及证明责任角度来说明刑诉法对公权力的限制。

　　对罪刑法定的通俗理解是，刑法明文规定为犯罪的，才能追究刑事责任。当事人实施刑法没有明确禁止的行为，是不能被追究刑事责任的。这是公权力的边界，是不可逾越的鸿沟。可能很多人不理解这点的重要性。通俗一点来讲，刑法规定的罪名是有限的，也就四百多个。如果当事人实施的行为不在刑法规范的范围内，或者不满足任何一个罪名的犯罪构成要件，那么即使其行为已经造成了危害结果或者其行为存在潜在的危险性，公检法也不能追究其刑事责任。总结过往办案经验，通过罪刑法定角度来为嫌疑人争取无罪结果的辩护思路主为如下三种：

　　第一种，重点关注民事案件和刑事案件可能出现交叉的情形，需要防止借用公权力干预民事纠纷。在我们办理的韦某诈骗案中，公安立案之后，我们介入案件，发现这个案件中虽然有欺骗行为，但这个欺骗并非是为了获取财物，就获取财物这一事项方面嫌疑人并没有实施欺骗行为，在我们给检察院的不予批准逮捕的意见中就明确表示，该案件只是一起普通的民间借贷纠纷，不符合诈骗罪的犯罪构成要件。最终在我们的交涉下检察院没有批准逮捕，后续也没有继续追究嫌疑人韦某的刑事责任了。

　　第二种，关注民刑交叉的情形外，还需要区分行政案件和刑事案件的界限。虽然有些行为是不法的，但如果仅仅是行政程度的不法，还没有达到刑事违法的程度，那么刑法也应当保持适当的谦抑性。在我们办理的苗某非法经营案中，在客观上苗某确实有无证非法经营危险化学品的行为，但并非只要无证经营就一定构成犯罪，否则相应的行政处罚将形同虚设了。 本案中需要考察是否达到严重的社会危害性，是否必须要动用刑罚的手段来处理。我们通过提交专业的法律意见书，最终让检察院做出了不起诉的决定，为苗某争取到了无罪的结果。这个案件的案情概要及我们提交的法律意见书，我都会在第四部分的经典案例中展示。想要深入了解该案件辩护思路的，请自行去查看。

　　第三种，以上两个角度更多地是从客观构成要件的角度进行分析的，除此之外，我们还需要特别关注某一具体罪名的主观构成要件。要构成犯罪，除了需要具备客观违法性之外，还需要主观方面存在犯罪故意或者过失，存在非法占有的目的等。虽然客观方面的因果关系也很重要，但主观方面的辩护空间可能会更大一些。公安在决定立案的时候首先会考虑危害行为和损害结果，也就是通常从客观方面来看，是具有违法性，主观方面却可以在立案之后再行收集证据予以证明。这就是我们无罪辩护的另外一个角度了。

　　在我们办理的王某某盗窃案中，王某某从客观方面确实窃取了他人占有的小汽车，但其是否具有非法占有目的却是一个争议点。在我们多次给检察院提交专业意见书之后，承办案件的检察官多次组织院内讨论，多次向市检请示之后，随后给嫌疑人王某某办理了取保候审，最终该案件也没有向法院提起公诉。这个无罪的案例，我也放在第四部分的经典案例中了，有需要深入了解的，请自行查阅。

　　刑事诉讼法规定了非法证据排除规则，规定了定罪量刑要做到证据确实充分，足以排除合理怀疑。刑事诉讼法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就是为了防止办案人员采用非法手段获取定罪证据，为了防止造成冤假错案，防止无辜的人遭受刑事处罚，防止处罚不公。重大冤假错案会严重降低人民对司法的信赖。直到亡者归来，我们才发现是冤假错案的，河南赵作海案、湖北佘祥林案。直到真凶再现，我们才发现是冤假错案的，河北案、没蒙古呼格案。对于那些亡者不再归来，真凶不再现身的冤假错案，当事人家属的冤屈何时才能洗刷。

　　因为一旦缺乏法律层面的约束，部分办案人员会因过于强调惩罚犯罪而以刑讯逼供或者诱供方式获取口供，部分办案人员还可能会公器私用损害司法权威。法律层面的约束已经有了，那么就需要有监督的力量。虽然检察院有监督权，但辩护律师的监督仍然是不可或缺的，也是效果最好的。排除非法证据只是针对部分证据而言的，我们更关注的是剩余的证据材料是否足以指控犯罪，是否足以排除合理怀疑。如果不能排除合理怀疑，应当坚持疑罪从无，疑案从轻。

　　我们团队办理的潘某某诈骗案，就是从这个角度进行辩护的。这个案件中最为关键的一个点就是，经过对全案证据的分析研究，指出公安机关没有足够证据证明潘某某所骗取的200万钱款是归被害人所有的。在后面几次沟通中，检察官告知在院内多次的讨论中，很多检察官都不能确信这200万是嫌疑人的，不能直接做出不起诉决定。承办检察官甚至希望我们能够拿出证据证明这200万是嫌疑人潘某某的。检察官的这种思维方式很明显是违背刑诉法规定的，因此我专门针对证明责任及证明标准提交了第五份法律意见书。最终，检察院还是先给嫌疑人潘某某办理了取保候审，后做出了不予起诉的决定。

　　对于这起无罪处理的案件，作为承办案件的辩护律师，其实我内心也不能确信这200万是嫌疑人潘某某的，我认为至少有一部分钱款是属于被害人的，但我怎么认为并不重要。这个案子我也放在了第四部分的经典案例中了，想深入了解的，可自行查阅。

　　在以上两个角度的分析中，我援引了我们办理过的无罪案件，但其并非只有无罪辩护的案件中可以使用。在罪轻辩护的方案中也可以使用。

　　从罪刑法定角度来讲，如果客观构成要件不符合公安建议指控的罪名或者不符合检察院起诉的罪名，主观方面犯罪故意的认定存在争议，我们可以提交法律意见书或者出庭辩护，建议检察院变更较轻起诉罪名或者请求法院认定较轻罪名一旦从重罪变为为了较轻罪名，嫌疑人或者被告人的量刑也就自然会减轻很多。

　　从证据规则角度来讲，如果案件部分事实无法查清，就需要在案件事实存疑时做有利于嫌疑人或者被告人的推定。部分事实的有利推定，虽然不能直接使得嫌疑人从有罪变无罪，但至少在量刑方面会减轻一些。

　　王律师累计参与办理的刑事案件近百起，为众多嫌疑人争取到了不起诉，为众多被告人争取到了缓刑或者从轻处罚。涉及罪名包括诈骗罪、合同诈骗罪、盗窃罪、故意伤害罪、故意杀人罪、维基体育敲诈勒索罪、罪、猥亵儿童罪、非法经营罪、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开设赌场罪、职务侵占罪、对非国家工作人员行贿罪、组织卖淫罪、虐待罪、销售假冒注册商标商品罪、组织领导黑社会性质组织罪等罪名。

　　王律师在合同纠纷领域亦有独到见解，通过诉讼、调解及仲裁等多种方式为当事人争取了合法权益，最大程度上挽回了损失。王律师尤擅买卖合同、租赁合同、赠与合同、借款合同、委托合同、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类纠纷案件。

　　· 竹某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案，不予批准逮捕，后解除取保候审不予追究刑事责任

　　· 黄某某职务侵占及对非国家工作人员行贿案，法院仅认定对非国家工作人员行贿罪，最终量刑幅度大幅下调

　　· 韩某某组织卖淫案，法院采纳辩护人意见，变更罪名为介绍卖淫罪。检察院量刑建议五年有期徒刑，最终判处两年六个月有期徒刑

　　· 陈某某诈骗案，变更起诉罪名为非法经营罪，最终量刑由十年以上减为四年半

　　· 常某某组织领导黑社会性质组织案，变更起诉罪名为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罪，进而量刑由十年减少为五年

　　· 杨某某销售假冒注册商标商品罪，公安将其由嫌疑人变更为了关键证人，不予追究刑事责任

　　· 于某某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案，总涉案金额5.27亿，于某某任职产品部及运营部负责人，经辩护适用缓刑

　　· 张某某虐待致死案，检察院建议量刑五年有期徒刑，经辩护，法院最终判处有期徒刑两年六个月

　　· 杨某盗窃案，多次实施盗窃行为，经辩护予以从轻处罚，判处有期徒刑三个月十五日

　　· 王某某猥亵儿童案，经辩护，予以从轻处罚，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十个月返回搜狐，查看更多